而基于该项类推思考，特定的非宗亲与族亲可以被拟制为继承人，从而取得对遗产的占有。
在国家机构内有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或许，正是这种不适当安排应当对当时造成的一些刑事冤假错案负责，包括众所周知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
香港有关法例规定，该委员会的17名委员由社会各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知名人士组成，行政长官任命。这些基本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案子受公开审理的权利，等等。（2）横向权力结构平衡，即同一级国家机构内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我国地方国家机关中一府两院三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此看来，合署办公后，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至少是现有的纪检委权力加行政监察权，再加检察院反贪局的贪腐等职务犯罪侦查权之总和。只有在以权力制约权力之外，普通公民得以依据宪法享有和运用基本权利参与反贪腐和参与制约权力之后，历史才真正翻到了崭新的一页。
笔者注意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决定》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做了较详细的列举：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2014年12月中纪委通报了调查结果的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收受巨额贿赂案。4. 《监察试点决定》和《社会保险法调整适用决定》、《公务员法调整适用决定》、《军官制度调整适用决定》一起，是在同一天作出的，将如此重大的宪制改革试点授权同普通法律改革试点授权混在一起，根本无法体现对宪制改革试点的更加重视、更加审慎。
宪法学对此已有诸多讨论。当然，该观点也同意，宪法中关于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整个宪法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任何制度突破，都不能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而非‘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因此，全国人大的宪制改革试验授权也需受约束于宪法修改本身存在的限制。
另一个是宪法发展论，即不能以改革为由突破宪法，但是可以丰富和发展宪法的规定。这一史无前例的郑重宣告，宣布了执政党在改革与法治关系上的鲜明立场：改革必须服从法治的要求，在价值序列上改革位于法治之后。
若直接实施宪法修改，必定带来全面的、即时的、一锤定音和无回旋余地的宪法改革，这个效果不是当下两个改革文本《监察试点方案》、《监察试点决定》所确定的。鉴于该特殊规范在宪法典文本中的缺位，是否有可能在前述宪法变动/宪法变迁理论引领之下，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政法实践中挖掘可供承认的规范呢?这就不得不首先简单回溯一个重大共识———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形成史，因为该共识至少通过执政高层的宣告，结束了一个改革试验无规范可循的时代。前者所举突破例子不一定恰当，却正视现实变迁与宪法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以超宪法的价值为冲突提供规范框架。后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稳定性，不宜动辄修宪，任何改革可以是丰富发展而不是突破宪法，但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现实变迁与宪法之间的裂痕。
迄今为止的实践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2015年对《立法法》的修正，体现了于法有据论的影响。在试点地区的国家机构结构将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格局。(5)《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2014年12月28日)。但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施宪制改革试验，不仅在宪法文本上没有直接的或可解释的依据，在宪法典以外的政法惯例中也没有正当依据。
全国人大对《立法法》的修改，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改革的合宪性，而不必去考虑就第67条第(二)项、第(三)项进行解释，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2015) 作出的授权决定，可以视为其得到了《宪法》第67条第(二十一)项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但是，本文以为，在改革与法治、宪治紧张关系命题上，作为一个重大共识的于法有据论只是初步形成，于法有据的法理尚待生长、展开和成熟。
第二，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若可以行使全国人大全部权力的话，那包括修宪在内的国家所有重要事务，都不需要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了。于是，这一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所发布的决定，意味着在试点地区已经提出了一个改变原来国家机构宪法安排的重大方案。
如前所述，宪制改革试验有走向宪法修改的可能性，在我国几乎是注定走向。由于监察委员会被授予监督、调查、处置等高度集中的权力，涉腐人员的宪法基本权利易受到威胁，有遭到克减的可能性，自然引起法律界广泛的关注。遗憾的是，《监察试点决定》更多展示的是授权者对监察权力、监察效能的侧重，而缺乏对权力制衡以实现法治、维护权利的关切，容易造成所授之权被滥用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在获得授权可以采取前文所揭多项履职措施的同时，必须依法行使权力，若违法，就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纠错和责任追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当然，也有论者提出：随着‘常委会授权决定的通过实施，本应收束于全国人大亲自作出授权决定的改革试点预备阶段提前结束。
6.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原则的法理内涵、其辐射宪法层次宪制改革试验所应具有的意义，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否则，又何必称其为试点呢?三十年前，被普遍认为违宪的深圳市土地使用权拍卖，仅在4个月后就通过宪法修改予以合宪化的做法，不应该再三再四地重复上演。
(3)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架构。那么，在国家局部地区对根本法安排的国家机构之结构做如此变动，在宪法文本上没有修宪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作出授权试点的决定呢? 对此，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
该决定明确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3)《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2015年11月4日)。
宪制改革试验的决定权，仍然应该归于全国人大。确实，此次监察体制改革触动的是1954年宪法以来、宪法典文本上长达62年的人大+一府两院之国家机构结构(尽管在这期间也曾经受到实质性冲击)，并且，将来的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机关和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为一体，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已经不仅仅只是之前作为国家机关的一府两院与主权者人民的代表机关之间的关系了。在我国当下的宪法学界，几乎成为通识。综上可知，在《依法治国决定》、《立法法》(2015)前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展多项旨在符合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原则的实践，并自2012年至今的5年期间，已然形成政法惯例。
言外之意，似乎过多聚焦谁有权作出授权决定，已无多大实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决定有：(1)《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4月24日，以下简称《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决定》)。
当下的并不只是当下，未来的也不只在未来，当下正在决定未来。第13条只是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因改革之需授权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而没有规定对法律规范适用对象群体也可进行部分试点(如《公务员法调整适用决定》针对部分在京中央机关的暂时调整适用)，没有规定可以将部分规定暂时调整适用于全部适法对象而不是部分地方(如《军官制度调整适用决定》)，也没有规定可以进行法律还未从事的创制，规定法律未予规定的事项(如《公益诉讼试点决定》)。
然而，在中国当下的宪制体系内，全国人大毕竟是制宪权的代表机构，是制宪机关，至少是行使了事实上的制宪权，同时其又是《宪法》第62条第(一)项明定的修宪机关。在地方层面，地方人大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发布的124个文件，也有这一提法。
如同许多成文宪法国家一样，宪法典文本确认的宪法变动唯一形式就是需要经过严格程序的宪法修改。本文也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作出《监察试点决定》，只是尝试采取与上述否定论者略微不同的论证路径。法治原则集中体现在《宪法》第5条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治国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所作的党中央全体会议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如果不将宪法修改简单地视为宪法文本在结果意义上的改动，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完整的宪法改革或变革过程。
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进入了‘改革试点实施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为应对前述问题束体系提供宪法依据。在没有其他机构(如制宪会议、全民公投)行使制宪权或修宪权的情况下，监察体制改革虽然牵扯深广，但对其进行试验的授权决定者，应该非全国人大莫属。
(4)《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014年8月31日)。若简单地 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监察试点决定》之前的授权改革惯例，可以衍伸出其有权决定实施宪制改革试验，这将会是架空全国人大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上发挥作用的危险信号。